“糧價大跌，導致我國農民損失達千億，減少GDP增速1個百分點”——自10月18日，2015年玉米臨儲價格下調的消息公布以來，這一說法被媒體瘋轉，席卷了整個糧食圈。實際上，一千億和1%的GDP兩個數字都容易被誤讀。首先，農民收入減少超過千億，是以今年和去年玉米每畝收益之差為依據核算的，即使數據無誤，也僅表示農民種植玉米收入的減少，并不代表“因臨儲價格下調而減少的收入”，因為收益的下滑，除了因為售價的降低，還很可能是成本的提高。至于對GDP的影響的估算則更容易造成誤解。由于農民的這筆“損失”，只是財政支出的一種轉移，這部分財富并沒有消失。因臨儲價格下調而“節省”的支出，政府可以用來購買服務、投資等。政府購買支出乘數和農民消費乘數相抵，一正一負對GDP的確切影響很難估算，但不能單方面只計算農民收入的減少。

 

更重要的是，相對于農民收入的降低，我們考慮過幾近崩潰、國際競爭力低下的糧食產業嗎？按照上述“簡單核算”的方法，連年抬升的國產原糧采購成本，與進口糧相比，達到600-1000元/噸，加工量上萬億噸的糧食產業損失有多少？我們考慮過壓力山大的國家財政和倉容嗎？2014年財政糧棉油糖利息保管費用支出就將近800億元，潛虧則更加驚人。我們考慮過廣大消費者嗎？遠高于國際的糧價使其損失了多少消費者福利？

 

每一個數字拎出來，都相當的震撼。如果說托市的作用是確保農民增收，獲得一千億（實際上沒有）的“收益”，那為實現這一目的所付出的成本也太大了。農民收入不能不管不顧，但與其要整個糧食產業鏈的其他環節讓利，甚至被扭曲，不如直接補貼這部分農民“損失”。這就是我們現階段要進行的補貼機制改革——從補貼流通環節前置為補貼生產環節。

 

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的本質是“提質增效”。當前，我國糧食的問題就是“質”的問題，導致國際競爭力低下。千瘡百孔的農村陷入了“勤勞未必能致富，務農很可能返貧”的悲哀之中，農民沒有動力去轉變生產方式，追求更優質的品種；而糧食產業也進入了惡性循環，創新、升級的成本很高，講政策、拼價格的競爭模式才更具生存價值，于是產品質量難以提高。這些都意味著我國農業形成了“壞的納什均衡”，身處其中，大多數人只能按照漩渦的方向運動，直到系統崩潰。

 

造成當前困局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動力源出了問題，不是靠市場內生力量作為引擎拉動，而是靠政策的外力辛苦推動的。換言之，資源配置的機制，不是市場配資資源，而是政策配置資源，哪里有補貼，資源就流向哪里，價格信號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扭曲，自然無法達到最優狀態。

 

從去年開始，臨儲大豆、棉花再到玉米，最低收購價稻谷和小麥，新一輪價格闖關啟動，撬動了“壞的納什均衡”，試圖重塑良好的均衡。要完成糧食從“量到質”的升級，必須改變我國農業發展的源動力，化政策補貼為市場拉動。其中關鍵在于深化價格機制、產權機制的配套改革，出路在于構建完善的糧食市場。我們看到了這一轉變方向，請給予改革一點時間和耐心。（來源：《華南糧食信息》第279期‘特別關注”欄目）

 

01、改革陣痛三大主糧收購價全線下跌 農民收入損千億？

 

豐收，糧價大跌，農民收入直線下降。今年入秋以來，糧食主產區的玉米、小麥價值均出現不同程度下跌。玉米價格下跌明顯，農戶價格平均下跌20%以上，最高跌幅相比去年達30%，而小麥在國慶前也經歷了一輪斷崖式下跌。目前，水稻收購價總體穩定，但部分地區較往年也有小的跌幅。

 

三大主糧全線下挫這在往年并不多見，國際低糧價與國內庫存積壓均被視為本輪糧價下跌的主要原因。

 

受全球經濟的影響，今年大宗商品價格普遍下跌，全球農產品的價格隨之下跌，與中國市場糧價形成差價。國家糧食局局長任正曉9月在《求是》發文稱，目前國際大豆、玉米、小麥、大米價格分別比國內價格每噸低1175元、923元、626元和1143元，而這給國內市場帶來一定沖擊，糧食進口數量持續增加，擠占了國內市場銷售份額。

 

除國際因素，國內糧食過多也是主要原因。10月8日，國家糧食局發布通知用兩個“前所未有”來形容當前的糧食儲存形勢：“目前我國糧食庫存達到新高，各類糧油倉儲企業儲存的糧食數量之大前所未有，儲存在露天和簡易存儲設施中的國家政策性糧食數量之多也前所未有。”

 

馬文峰認為，今年糧價20%以上的跌幅直接影響農民可支配收入近千億，按照上半年我國農民的78%的消費傾向簡單核算，今年糧價大跌直接影響農民消費市場，或影響到GDP的增速1個百分點。

 

“去年玉米的利潤是460億，今年利潤則是負977億，較上年的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僅此項下降1437億元。”這是根據發改委公布農產品成本收益核算體系，玉米生產期間化肥價格變動和當前價格變動，以及國內玉米的播種進行測算的結果。“按照農村地區消費傾向核算大概影響國民生產總值是6500億。”馬文峰介紹，6500億是這樣計算的，去年發改委公布的每畝玉米凈利潤是81塊錢，今年大概是負179元，目前玉米種植面積是3.82億畝，從賺81元到虧179元差價是260元，兩者相乘是接近千億，如果再結合農民消費指數計算，除以0.22消費乘數效應，大概是6500億。馬文峰說，小麥去年一畝田凈利潤是87塊錢，今年是33塊錢，農民一畝田少收入54塊錢，與全國麥田相乘大概有124億的凈利潤，約下降190億，如果再除以0.22大概是800多億，今年GDP大概是70萬億的規模，小麥和玉米加起來影響GDP一個百分點。 （《華夏時報》）

 

02、不改更痛政策“不能承受之重”亟待減負

 

農民損失容易被誤讀，產業損失更甚

 

實際上，一千億和1%的GDP兩個數字都容易被誤讀。首先，按照上文業內人士所言，農民收入減少超過千億，是以今年和去年玉米每畝收益之差為依據核算的，即使數據無誤，也僅表示農民種植玉米收入的減少，并不代表“因臨儲價格下調而減少的收入”，因為收益的下滑，除了因為售價的降低，還很可能是成本的提高。農民因臨儲政策的變動而減少的收入要核算的話，應當用300元/噸（玉米臨儲收購價的下降幅度）乘以2015年可能收購的臨儲玉米數量，即使用去年8000萬噸的天量來估算（有預測表示今年臨儲收購量可能降低一半），農民直接因臨儲而減少的收入為240億元。至于對GDP的影響的估算則更容易造成誤解。由于農民的這筆“損失”，只是財政支出的一種轉移，這部分財富并沒有消失。因臨儲價格下調而“節省”的支出，政府可以用來購買服務、投資等。政府購買支出乘數和農民消費乘數相抵，一正一負對GDP的確切影響很難估算，但不能單方面只計算農民收入的減少。

 

更重要的是，相對于農民收入的降低，我們考慮過幾近崩潰、國際競爭力低下的糧食產業嗎？按照上述“簡單核算”的方法，連年抬升的國產原糧采購成本，與進口糧相比，達到600-1000元/噸，加工量上萬億噸的糧食產業損失有多少？我們考慮過壓力山大的國家財政和倉容嗎？2014年財政糧棉油糖利息保管費用支出就將近800億元，潛虧則更加驚人。我們考慮過廣大消費者嗎？遠高于國際的糧價使其損失了多少消費者福利？

 

每一個數字拎出來，都相當震撼。如果說托市的作用是確保農民增收，獲得一千億（實際上沒有）的“收益”，那為實現這一目的所付出的成本也太大了。農民收入不能不管不顧，但與其要整個糧食產業鏈的其他環節讓利，甚至被扭曲，不如直接補貼這部分農民“損失”？這就是我們現階段要進行的補貼機制改革——從補貼流通環節前置為補貼生產環節。在改革過程中，各方利益會受到不同影響，一定有利益受損方和受益方，但只要社會整體福利有明顯提升，改革就是值得的，媒體實在不應利用“農民”等具有弱勢暗示的字眼對改革進行道德批判，形成不必要的輿論壓力，阻礙改革進程。當然，如何做好利益受損方的穩定和補償工作也是改革成功的關鍵，切不可讓任何一個合法的群體成為改革的犧牲者。

 

河南鄭州糧食批發市場分析師申洪源認為：此次玉米臨儲價格大幅下調是一種“產業自救”的手段，其“三救”的總結很到位：

 

一是“救農民”。在保障正常的種糧收入前提下，改變他們對國家政策的依賴，改變對“政策價格只能向上不能向下”的預期。這樣更利于他們結合市場趨勢調整種植品種、改善種植結構。

 

二是“救企業”。在飼料產業和深加工產業中，玉米原料成本占到7成甚至更高，臨儲價格的下調無疑是給企業讓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以利于企業多收、多存、多用、多銷，進而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三是“救市場”。只有讓政策影響“退居二線”，把市場供需請上主席臺前排，才能更好的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1、糧食加工業快撐不下去了！

 

官方為什么要大幅下調玉米的收購價格？庫存實在太高，沒地方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玉米價格再不降，玉米深加工企業都玩不下去了，只能關門大吉。

 

最近10年，糧食官方收購價格整體大幅上漲，農民很開心，糧食加工業高興不起來。糧食價格漲了，加工業成本高了，但是糧食加工產品的市場售價隨行就市，漲不起來，或者漲幅跟不上原糧的漲幅，稻谷加工大面積虧損，玉米深加工大面積虧損，這樣的聲音隔山岔五就會在社會上出現。

 

大米加工行業利潤率不到1.25%；面粉加工產能過剩成常態；玉米深加工企業患“補貼依賴癥”，這就是我們垂垂危矣的糧食加工行業。

 

對于官方來說，上游的糧食種植是左手，下游的糧食加工是右手，任何一邊都不能荒廢，兩手都要硬，身體才能舒坦。農產品是一個生態圈，加工業不賺錢，大量虧損，無法拉動上游種植業的發展，最后扛包袱的只剩下官方，“孤家寡人”玩不了生態圈，最后免不了都玩完。

 

2、糧食庫存量世界第一的尷尬

 

中國的糧食庫存量世界第一，高高在上，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2015/16市場年度，中國玉米的期末庫存預計為9061萬噸，自2011/12市場年度以來，中國的玉米庫存逐年增加，有時候，一年增加的玉米庫存近千萬噸。再看看小麥，2015/16市場年度，期末庫存預計為8957萬噸，整體也是大幅增加。稻谷2015/16市場年度的期末庫存預計是4560萬噸，略有下降，仍然居高不下。中國玉米、小麥、稻谷的庫存加起來約為2.3億噸，高居世界之首。

 

國家農產品收儲代價大，政策實施成本高，儲備糧體系運作效率較低，財政負擔重。當前，托市糧順價銷售日益困難，陷入“新高舊低”“買高賣低”的局面。當最低收購價成了市場最高價格，如再考慮收購費用和保管費用，順價銷售的價格將會更高。而在整體糧價趨落的背景下，順價銷售的難度將日益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儲備糧輪換虧損嚴重，財政負擔越來越高，影響整個儲備糧體系運作效率。

 

我國實行臨時收儲政策以來，大宗農產品庫存連創新高、庫存消費比居高不下，全國糧棉油糖庫存高達2.5億噸。這些年來，我國實際上是在舉國之力，為世界農產品市場托底，不僅使我國面臨極大的去庫存壓力，而且付出了巨大代價，2014年財政糧棉油糖利息保管費用支出就將近800億元，比2013年增加200多億元，潛虧則更加驚人。

 

03、根本出路要打破中國農業“壞的納什均衡”

 

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的本質是“提質增效”。當前，我國糧食的問題就是“質”的問題，導致國際競爭力低下。千瘡百孔的農村陷入了“勤勞未必能致富，務農很可能返貧”的悲哀之中，農民沒有動力去轉變生產方式，追求更優質的品種；而糧食產業也進入了惡性循環，創新、升級的成本很高，講政策、拼價格的競爭模式才更具生存價值，于是產品質量難以提高。這些都意味著我國農業形成了“壞的納什均衡”，身處其中，大多數人只能按照漩渦的方向運動，直到系統崩潰。

 

造成當前困局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國農業發展的動力源出了問題，不是靠市場內生力量作為引擎拉動，而是靠政策的外力辛苦推動的。換言之，資源配置的機制，不是市場配資資源，而是政策配置資源，哪里有補貼，資源就流向哪里，價格信號也在這個過程中被扭曲，自然無法達到最優狀態。

 

從去年開始，臨儲大豆、棉花再到玉米，最低收購價稻谷和小麥，新一輪價格闖關啟動，撬動了“壞的納什均衡”，試圖重塑良好的均衡。本次大幅調低臨儲玉米收購價是一個明顯的政策信號：糧食作為一種大宗商品不可能脫離商品的屬性，其價格不應該只漲不跌。要完成糧食從“量到質”的升級，必須改變我國農業發展的源動力，化政策補貼為市場拉動。其中關鍵在于深化價格機制、產權機制的配套改革，出路在于構建完善的糧食市場。我們看到了這一轉變方向，請給予改革一點時間和耐心。

 

改革應當形成更好的納什均衡

 

納什均衡就是一個所有人都作最優決策，沒有人愿意改變它的狀態。這個聽起來還是抽象，但應用非常廣，好比說我們研究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博弈，納什均衡告訴我們，當我們做一個決策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對方立場，而不是簡單地要求別人執行，因為別人也是理性的，他也有他的動機，用我們中國更通俗的話講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策和對策達到這樣一個狀態，政府沒動力改變政策，老百姓也沒有動力改變對策的時候，就達到一個納什均衡。但納什均衡有好的均衡和壞的均衡，關鍵在于我們給予什么約束條件。

 

比如人民公社，它初衷是說大家都好好干活我們都有糧食吃，但這個不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納什均衡。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納什均衡是什么？是大家都偷懶。所以最后一定導致貧困。同樣的，為什么包產到戶之后農民就肯干了？這是一個新的納什均衡。你改變了體制以后，改變了人的積極性，隨而改變了納什均衡。在人民公社的情況下偷懶是納什均衡，包產到戶后，好好干活，大家都干活，打的糧食多，這才是納什均衡。其實我們改革的目的，也可以理解為我們怎么通過改革倡導一個更好的納什均衡。

 

真正強大的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有限的政府，而不是無限的。我們傳統的那種觀念可能忽略了一點，老百姓也是博弈的一方，他不去公開反對政府，但他可以消極反抗。擁有這種博弈論的方法，可以把好多社會問題看得更透徹。

 

國家更多地應該做好市場培育、構建誠信制度，提供公共服務，形成一個有序的、法治的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產業發展的動力源才會從依靠補貼轉變為依靠市場。

 

靠補貼支撐產業的發展，最終都難逃政策破產的劫數。泰國大米典押政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對農業、農民的補貼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通行做法，但是凡事有度，量力而行。真正提升底層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是大力發展非農經濟，加強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把這些底層勞動力轉移到工業服務業上來，工業服務業有著遠比農業高的生產效率，其勞動收入自然也遠高于農業勞動收入。而且，非農經濟實力強大了，反過來才會有更強的財力去補貼農業。因此，一個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農業補貼標準不能太高，實際上也沒有這個經濟實力去做到高補貼。反觀我們國家也一樣，只有切實釋放農民和其他糧食行業從業者的積極性，才能使產業發展的動力源從依靠補貼轉向依靠市場，形成可持續的發展。

 

以價格和產權改革打破農村“壞的均衡”

 

面對儲糧困難、糧價下跌的局面，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種糧農戶損失？事實上，國內糧食價格有升有降而不是一味剛性上漲，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我們應該全面、準確、深入地認識和理解糧食收購價格的調整和變化。李國祥認為，調結構、轉方式，節本增效是當務之急。目前要盡可能減少化肥用量，同時要運用科技、擴大規模來增加效益，不要盲目追求單產的提高，從宏觀來看一定要在調結構轉方式上多做文章，這是農業發展的轉變，對糧食生產者來說也是提高抗沖擊能力的有效辦法。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嗡鳴也認為，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糧食安全不僅僅取決于糧食生產數量，而且還取決于糧食競爭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主動調低糧食收購價格，這是出于對糧食安全的長遠考慮，也是對保護農民的根本利益考慮。

 

走出“政策市” 脫離糧食產業的低水平循環

 

正如民生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管清友所言，中國經濟的“病根”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服務業短期不能彌補房地產和制造業的缺口）和有效供給不足并存（馬桶蓋都要海外代購），這兩個問題一方面需要切除壞死細胞（去產能、去杠桿），另一方面培育新細胞（通過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創造新增長點）。

 

這些問題，糧食行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與我國糧食行業的政策市特征息息相關。“政策市”讓部分企業失去了發現市場需求趨勢的本能，又讓另一部分企業即使看到了市場趨勢，卻難以順勢而為。

 

當前糧食行業有沒有打破現階段“低水平均衡”的力量？我國糧食行業的“政策市”特征能否消退，很大程度決定著今后行業的發展路徑。要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價格機制更為市場化，這些都是新一屆政府要推行的改革重點。當前的市場態勢也確實到了不得不改的時候。國內原糧和成品糧價格、產銷區價格以及國內外價格的倒掛，正在扭曲著糧食市場，也倒逼著政策的改革。改革能否在既定時間表內順利推進，這將成為企業經營思維的決定因素。如果未來能夠更加市場化，那糧食行業的升級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