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記憶中的家鄉，想象中的農村，想象中的農村研究成果——論農村研究的家鄉化陷阱

　　原文參見徐曉軍著：《農村研究的家鄉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19頁。

　　學術界大量的城市研究、農村村莊研究成果，無不得益于長期的生活體驗和參與觀察。也許有人會說，許多深層次的研究成果并沒有花費作者很多調查時間，其實不然，如果考察一下這些作者的生活經歷，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往往存在著在其所研究的單位中生活、工作過的經歷。比如，很多中國的人類學者、農村研究者大都將自己的家鄉或故鄉作為調查研究對象就是最典型的例證，正是這種“身體化的寫作”[1]模式大大減少了研究的調查時間。

　　出于對家鄉農村的感情和熟悉，我選擇了“農村研究”，并圍繞著自己的家鄉，做了一系列所謂的農村研究成果。反觀這些年，以前作為學生，是經�；丶业�，而這些年，由于工作時間的關系，則很少回家；與此相反，以前沒有做什么農村研究成果，而這幾年的“農村研究成果”越來越多。重讀這些“農村研究成果”，絕大部分都有家鄉的影子。

　　2004年6月，一個美國朋友來我校，提出要到我家去看看，去看看中國的老百姓。由于外事接待的要求比較嚴格，因此，我在成行之前就根據我對家鄉的“熟悉”情況，編制了一個行程安排。那天的行程讓我很尷尬，因為我所安排的行程、我所預期的家鄉現象均大多沒有出現。連自己的家鄉都如果陌生，老外肯定要笑我了。更可怕的是，我想到了我的那些“較有影響力”的農村研究成果，可以說每一篇都源于這個魂牽夢繞的家鄉。因此，好好反思一下我們的農村研究是必要的。

　　1．農村研究的“家鄉化”及其前提

　　所謂農村研究的家鄉化，是指研究者充分利用對自己家鄉的熟悉性和地方性知識，在農村研究的過程中，省略或折扣調查環節而進行的實證研究現象。這里的家鄉既是具體的家鄉，即指研究者出生和生活的家鄉，又是抽象的家鄉，即研究者通過各種途徑而形成的農村印象（知識），也就是研究者熟悉且已牢固印入自己腦子中的農村模版，具體的家鄉是抽象家鄉的基礎。比如費孝通先生研究的地域也是從家鄉開始的，他從家鄉的一個村擴大到吳江七大鎮，又到整個吳江縣，再擴大到蘇南地區。[2]筆者提出“農村研究的家鄉化”這個概念并非“家鄉化”不好，相反只要把握住了，有了回避“家鄉化”陷阱的意識，家鄉化是有助于深入的農村研究的。提出這個概念的目的是為了喚起農村研究者的注意，要充分意識到“家鄉化陷阱”的危險性，同時也讓農村研究者充分認識到家鄉化的優勢，便于做出更深入、深刻的農村研究成果。

　　一般來說，農村研究講究“進得去”與“出得來”。所謂“進得去”就是指要用農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識體系，用“文化主位”的方式去理解農村、農民的行動與現象，只有這樣才能解釋農村、才能得出正確的研究結論。顯然，要運用農村的地方文化和知識體系就必須對農村生活及其環境非常熟悉。只有熟悉了，我們才能了解和接受這些地方性的知識體系和文化，才能理解農村、農業和農民。王銘銘先生認為，要用農民主位的方法去研究“三農”問題，就要住在同一個地點一年以上，而北京大學人類學學位的研究生也規定，要取得學位，外國人必需住一年以上，博士生必須住六個月，碩士生也必須住三個月以上。[3]農村的地方之間是千差萬別的，特別是在當今中國農村非均衡發展的條件下，對某地農村的熟悉，對某一地區的地方性知識的學習和了解絕對不可能移植于其它的地區；與此同時，農村本身的發展變化又是日新月異的，農村每天都在變化，每天都有新事物和新現象出現，地方性知識與文化體系正處于快速的解構與重構之中。因此，對農村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體系的了解絕對不可能是一勞永逸的，特別是在今天城市文化和知識體系向農村快速滲透、農村和農民處在“現代化的車輪”之下時，要熟悉農村必須有足夠的時間保證。

　　現代科學要求人們把知識形式化，也就是說構造一系列只是“專家”們所能了解和專用話語和概念。這樣，便只有專家，也就是已經接受其理論前提的人們，才對其擁有發言權。普通人不可問津，更毋庸說質疑。[4]因此，當前研究農村的人，少有來自“第一線”的農民。這些農民雖然很容易“進得去”，因為他們本身就身處其中，但他們卻“出不來”（也許過于絕對，但對絕大多數農民應該是準確的），因為他們沒有城市身份研究者們所具備的外文化的參照和西方學科化的知識體系，而現在大多數的農村研究，沒有西方的東西，文章就“不成個樣子”[5]，也很難發表了。這樣來看，即使不是所有，也是絕大多數的農村研究者是城市人，即生活的主要場所在城市（或城鎮）中，戶籍身份也不是農民，最重要的是他們所從事的是“農村研究”中的“研究工作”這一非農職業。

　　我們再來考察這些農村研究者，他們絕大多數與我相似，是來自農村的[6]：一是因為中國以前是個農業國家，城市（城鎮）人口的比重很小，現在的城市人絕大部分來自農村；二是因為來自農村的研究者懷著對農村的感情，他們愿意研究農村，也能適應農村的調查（如果有的話）與工作；三是這些來自農村的研究者，他們“熟悉”農村，有這些熟悉性作基礎，便于他們開展研究。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農村研究者絕大部分是有長期的農村生活經驗，對農村有持久感情的城市人，農村人（農民）自己并沒有研究自己。

　　當前中國學術界掌握學術話語權的人，最年輕的以35歲為計，一般在高中階段即已離開家鄉而生活在城市（鎮）中，對家鄉已不再熟悉，也就是說，15歲離家，至今也已有20年了，即1985年前的農村。1985年的農村，除去一些表面性的分田地的活動外，其決定性的因素仍然是鄉村社區潛在的規則與倫理，它更接近于費孝通先生筆下那個傳統的中國社會，而不是現在的城市生活，是已被城市化大量吸引、被城市信息廣泛覆蓋了的農村。我們必須注意到，一次性的碗筷、餐巾紙和衛生巾、手機在農村的大量使用所帶來的變化要遠大于上世紀80年代化肥、農藥在農村的大量使用所產生的影響。

　　2．農村研究家鄉化的形成

　　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土生土長而后又從英國留學歸來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回到他的江蘇老家進行調查，寫成了《江村經濟》這部研究中國農村的經典著作。幾十年后，弗里德曼等“老外”遠渡重洋，下鄉河北饒陽，又寫下《中國鄉村》這一新著。因此，學術界希望有更多的中國學者承接費老和弗里德曼等人之志，回鄉、下鄉、在鄉研究中國農村，作出更多更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為解決三農問題作出貢獻。[7]但作為城市身份的研究者，能有多少時間到農村去作長期的田野調查呢？生活在城市中，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要抽出大塊的時間到農村去作長期的參與觀察，我想，作為一個城市生存者，是沒有多少人有如此足夠的時間的，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會議、太多的學術研討活動、太多的檢查、太多的人際交往。單說申請一個農村研究項目就得花多少時間，我想作為一個農村研究者，每個人心里都清楚。這也就是說，農村研究者們沒有太多的時間到農村去作調查。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只有兩種選擇：一是選擇自己的家鄉，這是絕大多數農村研究者，特別是人類學研究者的第一選擇，因為他們很容易進得去，也可以省卻大量的調查時間；二是到研究對象所在的地方作短期的調查，一天兩天，最多也不過一個星期。

　　研究者研究自己的家鄉自不必說，這是典型的農村研究的家鄉化。而學者們的第二選擇——短期調查，如前所言，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是不可能熟悉一個陌生的農村、掌握該地的地方性文化體系從而達到理解該地農村的目的的。然而事實卻是，的確有相當多的學者正是借助這種短期的調查，完成了一項項的農村研究成果。他們坐著當地政府提供的小汽車，拿著茶杯，到當地政府安排的村莊去看看，之后將政府的所有文件復印一份，就可以回到家中的書房里寫作一個新的農村研究成果了。而這些研究成果的得出，學者們大都是以自己的家鄉作為參照系，在對自己的家鄉所掌握的知識體系上所做的小量的修正和補充，其主要的依據還是研究者們對自己家鄉所掌握的知識體系，用自己家鄉的知識去理解另一個地方的農村現象，即用一個地方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體系去解讀另一個地方的農村現象，即地方性知識的橫向解讀，或者說是橫向移植，顯然，這是非常危險的。學術界所謂的“識盲”的現象，就是以自己所熟悉的、相似的解碼系統去識讀研究對象的信息，使研究者的自我意識失去區別、判斷、選擇的功能從而造成對本土社會的疏離。

　　這也就是說，農村研究者們在自己家鄉以外做調查和研究時，如果沒有足夠的調查研究時間作保證，就很難拋棄自身已有的對自己家鄉的知識的影響，家鄉先入為主的存在，對農村研究者對自己家鄉以外的農村地域研究產生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影響。如前所言，大多數農村研究者們并沒有足夠或者說不愿也“不能”抽出大量的時間在農村做田野調查和實地研究。這樣，農村研究者在對自己家鄉以外的農村做研究時使用的仍然是家鄉的知識體系，在這樣一種知識體系下，我們也可以稱他們的農村研究為家鄉研究。

　　實際上，目前許多農村社會研究者所做的實證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偽實證的，他們的研究結果不是在調查后總結和推論得出，而是以一種叫做“研究假設”的東西為指導，在調查對象中去尋找支持它的證據，不管甚至于完全無視不支持該假設的事實的存在。顯然，要輕易找到這些證據，對于一個完全陌生的調查對象來說并非易事，“受調查時間和經費的限制”，記憶中的家鄉便是最簡單的來源，順著記憶，加上一定的想象，更有甚者編造一些個案，假設就得到了證明。

　　另外，在我們向西方社會學學習的過程中，許多學者在與西方漢學研究“對話”的過程中，為了利用西方漢學的相關成果，或者說這些成果（由于語言的原因，這些成果都具有較長的時間滯后性，即現有研究絕大部分是研究很久以前的農村）激發、喚起了學者們記憶中那個似曾相識的農村，而要找到相關的證明材料那簡直太容易了。

　　可見，當前的絕大部分農村研究者，不管他們研究的是自己的家鄉還是家鄉以外的農村，其實質都是家鄉研究。而我們一直是在與我們想象中的農村作戰，記憶中的和想象中的家鄉是我們的研究創作的基本源泉。

　3．農村研究家鄉化的弊端及其克服方法

　�。�1）農村研究家鄉化的弊端

　　既然農村研究者們所做的農村研究都是家鄉研究，這并沒有什么問題，但問題是有多少學者每年能在家鄉呆上兩個星期或一個月以上呢？作為“城里人”，農村的家鄉是“再也回不去了”，我們所獲得的家鄉的信息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年節及有重要事件時回家鄉的觀察；二是農村的家人及朋友的間接信息。

　　年節期間回到農村，對于農村來說，這都是些特殊的日子，用學者們的話來說，這都是些“被破壞了的現場”，不具備農村日常生活的持久性和真實性。家人和朋友的間接信息更不可靠：一是因為這些間接信息本身就帶有一定的立場和感情色彩，是第二手資料，而且是零碎和片面的；二是因為存在一個研究者的解讀問題，與前面的地方性知識的橫向解讀相對應，這里存在一個地方性知識的縱向解讀問題。作為“城里人”的研究者們，他們所掌握的家鄉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體系是在農村生活階段形成的。但是由于長時間沒有在農村生活和調查，這一地方性知識和文化體系沒有及時更新，用這一舊的知識體系去解讀在新的地方性知識和文化體系下產生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其結論的危險性可見一斑。

　　我是經�；乩霞业�，因為父母還在那里，而且離家比較近，家里也經常來些七姑八姨的，應該對家鄉——我研究的農村——還是比較了解的。我們稍年長一些的農村研究者們，大多在農村的家鄉已沒有什么親戚，回家鄉的機會和次數就更少了。我離開農村而將一年中主要的時間生活在城市已10年了，如果將每年有一個月生活在農村可以算作是熟悉農村生活的話，那么我離開農村僅僅只有三年，因為我讀書期間，每年至少有一個寒暑假待在家中，與那些“農民們”、“小鎮街坊們”生活在一起。單獨進駐一個村莊搞單純的研究，我想，沒有兩個星期是絕對不可能搞清楚的，更何況有些學者一再聲明自己是搞的人類學研究，而很多人類學研究所關注的問題和現象并不是都集中在那一兩個星期中發生的。這么說來，學者們有多少時間留在農村調查就值得懷疑了。因此，可以認為，絕大多數學者們的農村研究及其成果主要來自對自己家鄉的記憶和想象，記憶是基礎，想象是“創新”，因為，學者們大多離開家鄉已太久，對家鄉已不再熟悉，又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有時甚至因受一些因素的影響[8]而沒有勇氣回自己的家鄉調查。這個時候，記憶和想象是最好的工具，記憶中的和想象中的家鄉是自己研究結論的基本來源。

　　有人說小說家骨子里是悲劇性的，對流逝的時光特別敏感，逝去的時光抓不住了，就把記憶寫下來。其實那記憶也不真實了，就像一張舊照片，變了色，甚至模糊了，你抹上色彩，描上輪廓，不是原樣了。[9]如此不真實的記憶在文學創作中尚遭到了批判，更何況嚴肅的社會科學研究呢？

　　所以，對研究者來說，農村研究家鄉化的弊端主要是先入為主的影響。綜觀現今的農村研究成果，理論研究占絕大多數，實證研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這些理論研究觀點的形成絕大部分不是建立在實證調查的基礎之上，因為他們沒有調查或者說很少調查。因此，這些研究觀點的形成就只能有兩個依據：一是記憶中的和想象中的家鄉（農村）的歸納，二是他人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西方研究成果）的演繹。應該說，前一種方式是當前農村觀點與結論的主要來源，如前所言，以記憶中的和想象中的家鄉農村為依據得出的研究觀點與結論顯然是危險的，更危險的是這些研究觀點與結論先入為主地進入了農村研究者們的頭腦中，在這種先入為主的觀點與結論的指導下，就算我們的研究者們對自己的家鄉展開調查，他們也因此而戴上了有色眼鏡，先入為主的觀點與結論或多或少都會影響他們的農村觀察，實在是違反了社會研究之大忌。更危險的是，這樣的調查，為這些從想象與記憶中得來的觀點與結論披上了“實證調查”這一合法的外衣。

　　對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演繹是農村研究者們觀點與結論的又一來源，這種作法本身并沒有什么可以質疑的，但如果絕大多數人都做理論研究，而這些理論研究又都來源于記憶與想象中的家鄉的話，這種方法就應該受到質疑。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們的農村實證研究的成果太貧乏，因為大家都在做理論研究，對于這一點，費孝通先生《江村經濟》的材料與觀點仍然還被學術界廣泛引用就是最好的證明，要知道，費老研究的可是中國20世紀20-30年代的農村，那時的農村與現在的農村具有多大的可比性學術界應該清楚，我想如果不是單獨的史學研究，費老的《江村經濟》被引用得越多，就越證明了農村基礎研究方面的貧乏，也就越體現了當前農村研究的悲哀。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農村研究觀點與結論的形成依據要么是研究者本人記憶與想象中的家鄉，要么是他人通過記憶與想象自己的家鄉而得出的觀點與結論，其最終都來源于直接或間接的記憶與想象中的家鄉。也就是說，當前諸多中國農村研究所依據的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資料，都不具有得出可靠、正確觀點與結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基礎研究還非常薄弱。我們甚至還不知道農村是什么樣的，以至于我們還要到費孝通先生的成果中去尋找材料，而基礎研究的不足直接導致了農村研究結論的超前性和不可靠性，指導實踐的滯后性，這大概可以算作近些年農村研究成果往往滯后于國家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農村研究的閱讀者來說，家鄉化還減少了閱讀者們對農村研究成果質疑的概率。農村研究成果的閱讀者們（農村研究成果的讀者多為農村研究者，即圈子里面的人）都不會是白紙一張，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關于農村的印象和記憶，特別是眾多研究者都有濃厚的家鄉情結，因此，目前學術界對于個案研究價值的評價標準似乎不是看研究方法與技術的精確性、推理的嚴密性以及學術領域上的互補性等方面，而是看你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閱讀者的共鳴”。在這一共鳴的過程中，家鄉（我們在此不妨將其理解為廣義的家鄉，抽象的家鄉即研究者熟悉且已牢固印入自己腦子中的農村模版）再一次成為參照與比較的對象，大量經驗的、個案的證明材料往往為讀者所忽略。同在這一過程中，個案研究的結論被放大，學者們頭腦中的“家鄉”也在改變。

　　再來看農村研究的成果，多停留在這些“從農村走進城市”的研究者和相關的政府官員（政府官員也絕大部分來自農村，他們更少做調查，農村印象的“家鄉情結”和“家鄉印跡”更嚴重）圈子內傳閱，由于大家都用同樣的方法展開農村研究，解讀相關的農村研究成果，而研究者的年齡差距都不大，有著相似的農村生活和進城的生活經歷，因此，相互間不大可能對對方的研究結論產生質疑，相反卻能激起大家的共鳴，少不了相互“補充”、相互“評論”，即使有些爭論，大概也只能算作“你的家鄉”與“我的家鄉”之間的爭論吧！因為你所描述的農村與我“看到的農村”、“理解的農村”（家鄉）大不相同。大家都是“局內人”，能看出“局外人”能看出的東西嗎？大概只有那些被研究的農民們，他們應該會對我們的農村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產生質疑。但可惜這些最具有可能產生懷疑的群體卻很少能見到關于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質疑也就無從談起，更何況他們根本就沒有“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妨稱這種現象為農村研究家鄉化誤區的“自我強化”機制。

　�。�2）農村研究的家鄉化弊端的克服

　　以上所言似乎有些危言聳聽，但這種現象是實實在在、廣泛存在著的。既然如此，我們有沒有什么方法來識別并避免走入誤區呢？要避免農村研究家鄉化誤區的“自我強化”機制，那就應該先想象后調查。“先想象后調查”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檢驗方法，它能較好地讓農村研究者知道自己是否在與記憶或想象中的農村作戰。所謂“先想象后調查”的方法，就是農村研究者在農村實地調研之前，不妨先想象一下自己即將調查的農村會是一種什么狀況、什么性質，特別是與自己的研究主題相關的方面，要盡可能想象得詳細一些。然后再開始調查，并在調查中不斷地與自己此前想象的情況進行比較。如果與想象中的情況出入不大，那說明研究者對自己所要研究的對象已經非常熟悉，可以進行研究觀點的歸納和提煉，并在這個研究對象中調查證實或證偽。這里一定要注意，證實或證偽資料只能來源于這個經過檢驗且已熟悉的研究對象范圍內，因為檢驗只證明了你熟悉了這一個點，它并不能推論到其它點上或面上去。

　　如果調查的結果與想象中的農村有些差異甚至差異很大，這說明研究者對于所要研究的對象還沒有充分的了解和熟悉，還不能進入研究的關鍵階段，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實地調查。如果越過這個過程，在差別很大的情況下展開觀點與結論進行歸納與提煉，那么其所得出的很可能是想象與記憶中的農村的觀點與結論，而與實際狀況相去甚遠。

　　事實證明，從農村研究的選題上來看，很多研究者是坐在辦公室和資料室找所要研究的問題，這種坐在辦公室和資料室尋找研究問題的方法，不僅需要研究者有很高的“理論敏感性”，而且通過這種方法所找到的問題絕大多數是“假問題”。它只是在理論上存在，在現實中并不一定存在或并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并且存在著把中國人的經驗裝進西方的概念體系從而把對中國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險。如果調查結果與想象有很大的差異，這其實是發現了“真問題”。而實際調查結果與想象有很大的差異本身至少就發現了一個真問題：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大的差異？圍繞這一差異，能找出很多問題來，而且都是真問題。為此，強調對事件過程和背景的深入體察，不僅從調查中發現問題，而且將問題置于調查的具體場景中展開，以保證理解的完整性，并防止以既有的理論解釋代替對問題的思考。正是把問題置于完整而具體的事件之中，才有了以既有理論解釋問題時所無法發現的靈感，研究也才有了進一步深入的希望。[10]另外，研究者作為農村研究者群體中的一員，都使用想象與記憶中的家鄉作為研究的基本來源。當我們發現實際調查的結果與想象之間出現差異時，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而決非個別。如果能夠糾正學術界建立在忽略這些差異而得出的觀點與結論，哪怕只是一點點，也是對學術界很大的貢獻。因為這一點點誤區可能會被前面所言的“自我強化”機制放大從而導致錯誤的理論認識，進而在指導具體的農村政策和農村工作中出現致命失誤。圍繞這一差異提出的研究問題，它在農村研究方法上的意義也許要遠大于這一研究成果本身。

    注釋：

　　[1]這一說法借用于文學評論，在當前的文學創作中，很多作家將自己的生活經歷描寫出來，其作品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作者自己的痕跡。

　　[2]費孝通：《農村、小城鎮、區域發展——我的社區研究歷程的再回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2期。

　　[3]來源于王銘銘先生在2004年9月舉辦的華中師范大學《農村研究方法高級研討班》上的報告。（未經本人審閱）

　　[4]黃宗智：《悖論社會與現代傳統》，《讀書》2005年第2期。

　　[5]這一點廣大海歸派的成果最典型，似乎只要一談研究，就必須提到“某某夫”、“某某斯基”（溫鐵軍語，這是他在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高級研討班》中講到的。）。

　　[6]還有一些城里人在農村插過隊，這應該是農村研究者中為數不多的第三個來源，但如果我們將這些人所插過隊的農村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的話，根據本文的分類需要，可以將其歸入農村來源這一類。

　　[7]周熾成：《評福臨門等人的中國農村研究》，《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

　　[8]如家鄉人提出的一些捐助、幫忙要求等，對于大多數并不富裕的農村研究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9]聶華苓：《小說家是個騙子》，《讀書》2004年第11期。

　　[10]吳重慶：《農村研究與社會科學本土化》，《浙江學刊》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