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方人與自然關系呈現不同狀態。
現在整體來看，西方人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包括技術都要超出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在農業生產技術高度發達的同時呈現出了農業的本真回歸，西方的大農場式的耕作模式和先進的管理方式已經形成了環保、高效、安全的可持續性農業。西方的農業耕作與自然融合恰到好處，既不影響人向自然的索取，也不會超越自然的回饋能力，也不會對土地產生破壞。
在西方，尤其是北歐國家，經常會留意到野生動物在居民密集區域出沒，而當這些野生動物與人相遇并不會選擇攻擊也不選擇逃離，反而以一種十分悠閑的姿態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中。當然，這種相安無事的狀態更多是來自于這個國家以及民眾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和尊重；在西方，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動物之間的和諧相處已經證明了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工業化時代對環境掠奪式的破壞所付出的代價后，民眾已經在自然界中找準了自身正確的位置，并且擺正了自己的心態。
而回過頭來看一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正在逐步失去對農業的親近和重視。中國的農業經營正在面臨后繼無人的險境。很多中國新生代的孩子無法辨認韭菜和麥苗，不知道花生長在樹上還是結在地下，甚至不懂得去尊重農民以及農民的勞動。通過由果及因的反向推斷，這一代對農業的無知正是源于上一代也就是目前擔當社會中堅力量的這代人對農業的漠視。
而一個社會中堅力量對農業的漠視，是一件再糟糕不過的事，這關系整個農業發展能不能被列入國家戰略發展的高度，決定了整個農業包括農民群體是否納入社會關注和重視的范圍。
二、糧食危機和食品安全讓農業科技進步與農業重新回歸
毛澤東在闡述國民經濟時表示，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故名思議，只有屁股坐穩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才有穩固的根基，才能比較順利進行。這是在新中國建立初期，政府把農業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確定了農業是國民經濟基礎的論調。但是，在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大潮之后，通過30年的改革進程，中國工業得到了飛快的發展，經濟發展基本保持在10%左右的較高速度。但是在這段時間中國政府過度強調了工業，卻忽略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最近，隨著全球糧食危機的到來，農業重新回歸到決策者的視野，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創新的高度，擺上了各級政府的會議桌。不僅如此，民間似乎也開始了向農業的靠攏，啟動了一場近似尋根的產業回歸。北京一些小學也開始了對國家未來的教育，警惕未來一代對國家根本產業的陌生甚至是漠視。據了解，北京某小學在教室樓頂專門建立起了溫室大棚，種植上了各種蔬菜和糧食作物，讓學生親近農業，感受農業對這個社會的貢獻成為該學校學生的必修課。筆者也認為這種舉措才是重視農業，推動農業和諧健康發展的根本。
三、東西方農業發展和農業在國家戰略中的位置區別
整體來看，近代以來開始的農業現代化一方面強化了舊有西方農業體系的功能，從而使西方農業商業化體系結構幾乎在所有方面部達到了極致。另一方面強化了中國農業的功能，如果不是農業現代化，僅僅依靠傳統農業技術，就無法解決中國所面臨的農產品需求問題。中西方農業體系中美國農業與中國農業分別具有典型代表意義，對比分析兩者近代以來的變化可以看出以下基本特征：
(1)美國的工業化是在1800年以后逐步加快的。1800年城市人u占總人口的比重為4％，1850年為12．5％，1940年達到56．3％，到U89年，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降低為1．9％。與此同時，農場數量不斷減少，規模持續擴大，勞動生產串不斷提高。1930年美國的農場數最多達到660萬個，1990年則降為214．3萬個，單位農場面積則由62公頃擴大為189公頃。貝13—1987年，全美國農業勞動力減少了約70％，勞動生產率提高了8倍，B本、西歐勞動力減少30％，勞動生產率提高7倍以上。同期，中國的農業勞動力由1．35億增加為3億，勞動生產率僅提高為原來的2．2E倍。兩大系統間差異明顯(羅斯待1997)。 (2)在傳統農業時期，中西方農業間土地生產率就存在顯著區別。在中世紀的英國、法國，小麥產量水平為733—2240 kg／hmz，我國同一階段的稻、麥、栗產量水平即已達到4200一9600 kg／hmz。當時的中國水平高出歐洲水平，甚至高達10倍以上(羅斯特1997)。中美農業間也存在類似差異(見表2)。但是，伴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兩大系統間土地生產率方面的差異在縮小，西方農業體系，借助與現代技術支持，在部分作物單產水平方面已經超過了中國。 以上事實說明，伴隨著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兩大農業體系間固有特征依然存在，這在人均糧食占有量、單位農業勞動力贈養社會成員能力、糧食商品率及農產品國際貿易化程度方面表現突出。另一方面，在部分特征方面彼此趨同，如土地生產串差異縮小。上述基本演變趨勢，使西方農業占據有國際農產品貿易主導地位。同時由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后發性、從動性、傳統農業農產品的巨大短缺壓力，我國農業在基本解決傳統農業任務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在向西方農業模式靠近。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城市人口不斷膨脹，耕地、城郊菜地減少的趨勢卻難以扭轉，農產品有效、安全供給日益成為關注焦點。
作為農業大國，我國目前正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階段。11月18日至23日，由全國政協副主席阿不來提·阿不都熱西提率隊，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左己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江擔任組長的“推進發展現代農業，確保農產品有效、安全供給”專題調研組赴江西進行調研。這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今年繼福建、河南之后，圍繞該主題展開的第三次調研。
組織化還意味著可以促進發展“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戶”的緊密型聯結機制，形成產業鏈，讓農產品直接與市場對接，從而減少中間環節，也解決了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農產品銷售不暢的問題。另外，現代農業的另一個特征就是高科技含量。因此，要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就要發展深加工，加大科技力量的投入，同時，走出一條品牌化的特色發展道路。這也是未來我國農業發展之路。
關于推進和發展現代農業，陳錫文強調，各地有各自的短板，所以上述幾個方面要協調推進，缺一不可。
四、農耕文明是孕育人類文明的襁褓
人類文明是伴隨著農耕文化而起的，從第一顆種子的入土到第一把稻谷的收獲，人類文明就這樣開始了崛起的步伐。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里，工業經濟快速發展，農業發展被極大忽視，放到了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大部分的中國農民仍舊延續著祖輩沿襲下來的不合理的農業種植和施肥習慣。也正是這種工業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農業經濟一度被忽視的發展模式，讓國人尤其是城市人口漸漸遠離了那片曾經養育過他們父輩的土地，疏遠了孕育人類文明的農業。
同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工業經濟飛速發展的這段時期，世界范圍內的生物科技正在迅速的發展，中國在某些了領域尤其是物種科技、生物科技方面已經遠遠的落在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后面。而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利用這種領先優勢，通過種種十分隱蔽的方式和長期化的操作在侵蝕著民族的體制和優良基因，而中國正漸漸的被推倒了整個國際合作產業鏈的下游，碳轉移排放、垃圾傾倒、重污染行業入關等等都是西方國家利用自身科技和資本優勢對發展中國國家未來發展潛力的破壞，更嚴重一點說西方國家給我們整個國家和整個民族設下了一個巨大的圈套和陷阱，民族危急，形勢堪憂！
在《糧食戰爭》一書中，作者這樣呼吁：務必把糧食生產和儲備作為國防和保障國家穩定的重要課題，設到國家戰略的至關重要的位置。也正是利用了當前國內外大談糧食危機的形式，很多國外利益集團和組織長期勾結國內諸多傀儡“學者”和“專家”歪曲事實，讓中國民眾吃上了后患無窮的食品，破壞著一個民族的未來。
但是，從現實著眼，按國情分析，自有人類開始到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食物種類幾乎沒有改變，并不斷豐富，尤其是中國用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這一貢獻已經為世界所認可，同時隨著中國人口的增加，18億畝耕地的紅線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觸碰，這是整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底線。中國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完全有能力讓民眾更加幸福和快樂，中國不需要國外所謂的“糧食”和“超級種子”。
隨著中國東北大豆物種保衛戰的打響，一場維護民族未來，傳承民族優良血統的大戰也隨之拉開帷幕，中國民眾的飲食習慣和飲食方式有著上千年的以中醫膳食平衡為基礎的理論支撐，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健康的飲食方式，國人應該堅持自己的原則和傳統，中國人吃什么應該由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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