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業背景看農村金融，我們需要探討農業經濟理論中的幾個模糊問題。

　　首先，農業是否是弱勢產業?主張農業是弱勢產業的主要依據，已經由對其自然風險的考慮轉變為農業份額下降的規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和產值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一定是不斷下降的，并且經濟發展越好，比重下降越快，這就是農業份額下降規律。許多學者和政策研究者被這一規律現象所迷惑，認為農業是弱勢產業。農業具有弱勢性，我是贊成的，但我認為綜合來看，做出弱勢產業的判斷是有問題的。

　　其次，農村金融是否具有特殊性?歸根結底，并不是農業這個產業本身產生這種特殊性，更可能的是生產方式的問題。美國農業的規模，不可能不依靠金融支持，也不會遭到金融機構的歧視。在發展中國家，農業規模小而分散的經營方式下，大金融要如何服務于小農戶是值得研究的，可能包括把土地經營權、產權等作抵押的方式。

　　再次，中國的農業是否要走東亞道路?因為東亞農業發展具有特殊性，農業規模小，勞動力密集，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注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此背景下，日本模式是保護小規模農業并使得大量人口兼業務農。臺灣則更為特別，農業在其經濟中的地位很輕，甚至成為一種擺設。但是，中國有13億人，我們必須保證基本的自給自足才能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與獨立，這是我國的特殊國情，因此中國的農業發展道路是否要走東亞保護道路，尚值得探討。

　　最后，中國城鎮化是否應以例外標準來衡量?有觀點認為中國農村人口過多，始終不可能像發達國家那樣達到相當高的城鎮化水平，城市人口比重不可能過高。到目前為止，我國城市化沒有做到以人為中心，并且與發達國家歷史上相比速度過快，因此帶來很多問題，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似乎給城市帶來沉重的負擔。這可能是此觀點在判斷上隱含的考量，但是這種負擔是否會隨著政策改革減輕進而推動城鎮化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尚無法確定，因此，此觀點也值得商榷。

　　以上問題雖與金融相關，主要還是農業經濟本身的問題，但是涉及任何認識農村金融的發展和改革方向。因此，我們首先要思考中國農業現在面臨什么樣的問題。

　　中國農業的新階段

　　我國完成了2004-2010年劉易斯轉折的區間之后，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此階段要通過完善的激勵機制和強勁的激勵力度，建造保障食品供給安全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

　　把中國農業分成三個階段，可能更有利于我們認識問題、評價歷史、展望未來。其中，第一個階段解決食品供給問題，第二階段解決農民收入的問題，第三階段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這三個階段既有時間上的先后關系，解決問題有優先序，也常常并存，需要協調與兼顧。

　　第一個階段:解決食品供給問題。在第一個階段，通過改善激勵機制和市場環境，提高稀缺要素生產率，增加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

　　改革開放以后，這個問題得到了比較快的解決。其間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我國的農業技術類型發生的變遷，這是由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變化導致的。小型農機和農具主要是針對土地生產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前十幾年基本上是小型的農業機械的高速發展。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過去長期增長較慢的大型拖拉機和大型農具則呈現飛速增長，小型農業機械的增長速度放緩。這反映了在一段時間內，我國勞動力處于富裕狀態，提高農業生產力的主要問題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農村出現勞動力短缺，農業生產就有了新的技術要求，農業機械化類型隨之發生轉變，而勞動生產率則大幅度提高。

　　第二個階段: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在第二個階段，剩余勞動力轉移伴隨投入增加和農產品價格上漲，以及政府實施一系列惠農政策，農民收入得到較快提高。

　　這從過去十年中央一號文件和三農政策中得到體現。在這個時期，發揮作用的不僅有政府政策，市場對生產要素流動和勞動力轉移也起到了調節作用。剩余勞動力轉移伴隨投入增加和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收入得到較快提高。陳錫文提到，我國迄今為止已有2.6億農民工從農村中轉移，其中1.6億農民工已經落戶城鎮，收入相對較高，特別是在2004年劉易斯轉折點到達以后，城市勞動力出現短缺，推動農民工工資保持每年13%-14%的高速增長，有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此外，三農政策的推進，政府大規模的資金投入，社會保障的完善，都是增加農民收入的因素。同時，近一兩年的統計顯示，農民收入增長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城鄉收入差距連續兩三年呈現縮小的趨勢。當然，如果我們把一些其他因素，如隱性收入、非勞動收入等考慮進去，結論可能不同。

　　第三個階段: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在第三個階段，通過充分的激勵機制和激勵力度，建造保障食品供給安全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業生產方式。

    這一階段建立在前兩個階段任務得到較好完成的基礎上。過去十年是“三農”發展的黃金時代，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但是過去階段的任務仍要繼續完成，新階段又更為任重道遠。發展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一旦勞動力出現短缺，即到達劉易斯轉折點，劉易斯拐點也稱食品短缺點，因為這之后勞動力的轉移在農業生產方式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會直接導致糧食產量的下降，出現糧食短缺和通貨膨脹。因此，在此階段要通過完善的激勵機制和強勁的激勵力度，建造保障食品供給安全的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

　　2004年我國出現民工荒，之后農民工短缺的問題一直存在。去年我國經濟實際增長率降到了8%以下，但是不僅沒有出現通常伴隨經濟減速的失業問題，反而從企業角度看仍存在招工難的問題。因此，我認為2004年中國進入到劉易斯轉折點。如果把這個轉折看作是一個區間，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達到峰值，2011年絕對數量減少，今后的趨勢是繼續減少并且速度加快。因此可判斷我國劉易斯轉折區間為2004-2010年，也已經完成。把勞動年齡人口規定在15-59歲，是因為就我國目前勞動力市場而言，60歲以上勞動力很難構成勞動力供給，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勞動年齡人口定義。因此，我國完成了2004-2010年劉易斯轉折的區間之后，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農業新階段的主要任務

　　歸根到底，“土地產權-勞動力轉移-金融服務”相互關聯，土地是關鍵，在農民徹底轉移、經營規模擴大提出更高金融要求的情況下，需加強金融服務的探索。

　　進入農業新階段后，主要任務是推動農業科技進步和科技對農業生產貢獻率的提高；加速生產要素流動以優化資源配置；顯著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構造務農激勵機制，增強激勵力度；增加政府投入，完善農業金融服務。

　　如圖1，橫坐標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縱坐標是農業土地生產率，兩者都需要提高。我們以某一個時期為準，將中國與其它國家進行縱向比較。如以中國即將進入劉易斯拐點的2003年的狀況來看，和真正實現了農業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相比，我國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均較低。同時，我國的剩余勞動力數量較大。這個時期官方數據顯示的農村勞動力比重約為47%，我們自己預測的比重大約是35%，正好與1960年的日本和1972年的韓國相近，處于兩者之間，兩者剛好同處于劉易斯拐點上。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韓國在劉易斯拐點之后，農業勞動力比重繼續呈大幅下降的趨勢。我國未來農業勞動力比重也必須如此，否則就不能支持擴大農業經營規模和發展現代化農業生產方式。

　　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制約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化。我國2.6億的農民工中約有1億人未出本鄉鎮，這部分人的土地生產變為副業和兼業；約有1.3億離開了本鄉鎮，但是家庭成員留守家鄉，他們的土地也不會放棄；有3000多萬舉家外遷的農民工，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沒有放棄土地，甚至仍收取種糧的直接補貼。因此，我國的戶籍制度是制約了土地的規�；�經營。

　　農業經營規�；瘜τ谔岣咿r業生產率至關重要，效果顯著。不僅美國近年來的農場規模繼續擴大，以上海市崇明島為例，大片集中起來的土地和原來小塊的土地的利用方式是不同的，機械化效率、對金融等社會服務的要求也完全不同。

　　從農業內部來看，其自身激勵仍然不足，農民收入雖然在迅速增長，但是真正來自務農收入的比重卻在迅速縮小。上圖的中部針對的是包括農林牧漁的大農業，即使如此，務農收入占農民家庭純收入比重也只有30%多，并且呈繼續縮小的趨勢，即農民收入在增長，但增長的來源不是務農。因此，農民可能會滿意三農政策，但是其并不能從三農政策中得到足夠的務農激勵。

　　從市場機制來看，我國大宗農產品大部分都是由最低收購價收的。政府的最低收購價雖然在不斷提高，但是，由于受到國際市場價格制約，最終卻不可能到達很高的程度。歸根結底，價格的市場決定要成為主要激勵手段。目前，正是因為最低價收購覆蓋了幾乎全部大宗農產品，使得市場沒有發揮作用的余地，無法為農業發展提供激勵。所以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農業只存在于市場機制的縫隙。

　　建設大農業需要社會化服務，以金融服務為例，索托在講資本的秘密時談到窮人使用土地卻沒明確的產權，其土地潛在價值之大，非外資、信貸和援助可比擬。歸根到底，“土地產權-勞動力轉移-金融服務”相互關聯，土地是關鍵，在農民徹底轉移、經營規模擴大提出更高金融要求的情況下，需加強金融服務的探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本文為作者在2013年5月25日上午中國農村金融論壇成立儀式暨專題研討會“新城鎮化與農村金融改革”上的主題發言，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秘書處整理，經作者審核)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